本期对话亮点
建国250年，“美利坚治世”有何变化？
美国政治极化日趋严重，是制度设计问题还是另有深层原因？
美国现有制度为何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转？
美国民众为何再次选择特朗普，而“抛弃”民主党？
如何看“昭昭天命”信念下的美国例外论？
编者按
对美国实力的讨论，总是容易走向两极——要么捧上神坛，要么踩入泥潭。过去几代人的记忆里，美国曾是“天选之国”。它率先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实践了三权分立理念，马歇尔计划重塑了西欧的工业体系，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更让它引领世界——那个美国，的确辉煌过。但250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阵痛：中产萎缩、两党分裂，“昭昭天命”所依赖的那个无限扩张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如何看“美利坚治世”的变化？大湾区评论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分为两篇与大家分享。希望通过这场对话，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冷静、更多元的观察视角。毕竟，只有既不盲目崇拜，也不轻言蔑视，才能真正读懂这个正在转型中的大国——读懂它，也是为了更清醒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美国像春秋时代的“周天子”
大湾区评论：
您曾用“周天子”形容美国，用“群雄逐鹿”描述当今世界的“封建化”趋势。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节点上，如何看“美利坚治世”的变化？
郑永年：
这个比喻今天来看仍然是贴切的。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战国，目睹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他并不是守旧的，看到旧秩序解体了，新秩序还没出来，乱局之中只能从古典里寻找答案——而在那时，周朝就是过去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美国也类似，这不是说美国和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会分裂成多少个国家，而是从新旧秩序转换的角度看，美国确实处在一个痛苦转型期。今天美国人对现实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很多人怀念建国时代，怀念过去的黄金时代，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但别急着说美国已经“命定衰落”。美国从建国到现在250年一路崛起，经历辉煌，走到现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一度盛行“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相信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政治体系。现在看来是美国人“乐观”过头了；但反过来，说美国马上要完蛋了，也太过于“悲观”。尽管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们还是要客观地去看这个问题。
要知道，春秋战国之后是秦汉，一个全新的体制出来了。秦汉以后，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历经起伏，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周天子来说，那当然是悲剧；但对当时的民众来说，是痛苦不堪；但对历史来说，一种秩序衰落了，还会有新的秩序出现。也许美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转型，说不定一种新的体制也会出来。对美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尚需观察。
UFC在白宫举办史上首场职业体育赛事，庆祝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80岁生日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图源：纽约时报）
分化不是偶然，
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大湾区评论：
美国的分化日益严重，250周年庆典，有民主党州长拒绝参加，连生日宴都要“分两边过”。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是更深层的变化？
郑永年：
美国的分化，首先要从它的制度设计来看。较之其他所有政治体系，美国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相当分权和分散的，因此搞不好就会趋向分化，甚至分裂。
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从宪法上看，它是双重主权：联邦政府是全体美国人产生的，各州政府也是各州人民产生的，也具有自己的主权。
一些人很难理解美国州政府的权力。美国从早期比较松散的邦联，到后来形成联邦，尤其二战以后联邦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但这个过程中，州政府始终保留自己的权力基础。所以，几个州长不参与庆典，不需要太惊讶。这本身就是美国宪法结构中的一种权力分散现象。
但美国确实出现了问题，政治共识比以前少了太多，几乎没有。现在有“特朗普的美国”，有“特朗普的共和党的美国”，还有“民主党的美国”。再细分下去，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同派别，民主党内部也在分化。
所以，美国的分化，不仅表现在两党之间，也表现在两党之内。如果从社会层面看，分化更多，种族、族群、宗教、地域、阶层都在分化。以前美国也有分歧，但有更多共同利益和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共识，现在共同利益少了，共识也少了，政治分化就更加突出。
大湾区评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郑永年：
这要从美国民主形式的演变来看。总体上说，美国民主形式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
早期是“精英民主”，也可以叫“精英共和”。美国建国时期是一批欧洲移民，为了反抗英国专制来到新大陆。建国一代有比较接近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思想意识和价值共识。大家虽然有分歧，但共识更大。并且正是因为新国家，美国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或者历史包袱。那是一种空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你看《联邦党人文集》体现的政治讨论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人类政治理性所能拥有的高度——三权分立、联邦与州的关系、参众两院设计，都是从人性和政治理性出发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点：孟德斯鸠当然强调权力制衡，美国制度设计也受他的启发，但美国制度并非对孟德斯鸠理论的简单落地。某种意义上，美国制度在很多方面比法国革命后的制度设计更理性合理。这是因为法国有历史包袱，有贵族、平民、国王等复杂结构。但美国没有，它的参议院不是英国上院那种贵族院，而是每个州两票，体现出一种平等原则。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主要强调的也是平等精神。
后来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变成中产阶级。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中产民主”阶段。里根革命以前，美国中产阶级比例很高，一度能达到71%，而且很长时间没有低于65%。中产阶级对民主非常重要。当时的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共和党代表商人利益，但中间有大约40%的人党派属性并不那么明确。这个中间层很重要，因为它使政治不会过度激化。
现在美国进入“民粹民主”阶段。里根革命以后，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美国资本带着美国的技术迅速流失到世界各地，导致去工业化，中产阶级迅速萎缩。尤其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产阶级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下滑，到现在连50%都不到，有数据显示甚至已经跌至40%。当这么大比例的相对中立的中间群体消失了，大家要么民主党要么共和党，政治分界线越来越明确，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高。
所以，美国今天的分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后，民主形式随之变化的结果。
2025年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在国家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比过去几十年重要得多，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中产阶级人口正在减少（图源：IC photo）
大湾区评论：
除了两党分化，美国政府停摆纪录不断刷新，美国现有的制度似乎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转。这是什么原因？
郑永年：
主要还是刚才所讨论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
从制度设计来说，美国建国一代其实已经考虑得非常充分了，也设计了各种能够当时想得到的自我纠错机制。但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必须与时俱进。“精英民主”基于共识，“中产民主”基于共同利益。现在美国处于“民粹民主”，既没有那么多共识，也没有那么多共同利益，制度运作自然困难。
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过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治和经济相对分离。美国早期的经济哲学是政府不干预经济，政府只是守夜人、最低限度政府。到罗斯福新政以后，凯恩斯主义兴起，政府作用强化了一些，但总体来说，美国经济仍然相对独立于政治。美国政府可以“停摆”，但经济体系仍然运转。
所以，政府停摆本来一直有。不过，现在美国不同权力之间越来越不协调。以前因为有共同利益和共识，大家可以协调，甚至可以做一些幕后交易。现在没有共识，就变成三权之间互相争夺。
三权内部也不协调。总统、国会、法院都有自身独立的权力基础。国会内部不协调，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不协调。司法任命越来越政治化，民主党上来要任命自己的人，共和党上来也要任命自己的人。以前很多事情可以在共识基础上妥协，现在都公开化、冲突化了。
所以，不是说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有严重缺陷，而是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共识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过度政治化已经对现存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威胁。
如何看特朗普“强行政”现象？
大湾区评论：
以前我们说美国是权力制衡，但从特朗普上台之后，总统的行政权似乎明显强化。这是特朗普本人的因素，还是其他的原因？
郑永年：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情况来看。
一种情况，不是美国三权之中行政权突然变强了，而是特朗普行使权力的方式变了。从美国宪法看，比如战争和外交，本来就是总统权力的重要部分。美国的国务卿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权本来就很大。
特朗普之所以让人感觉行政权强化，很大程度上和他的个人风格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来，以前总统多是政治人物、政治世家、律师、军人背景的人物等，特朗普是美国250年来第一个真正以商人、公司老板身份进白宫的，把公司总裁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和传统共和党人很难完全融合，双方经常冲突的原因。现在的共和党，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特朗普的共和党，而不再是传统共和党了。
另一种情况，危机时期行政权变大也有先例，而美国现在正深陷各种转型危机。尽管民主是一种较好的政治合法性形式，但它不一定总是有效率。从世界各国历史看，危机时期，行政权往往会强化，二战时期的罗斯福就是例子。
所以，特朗普强行政的现象有两种解释。至于是哪一种情况，还是两者都有，我们还要观察特朗普之后，美国行政权是否会回归传统，还是说这种强行政会成为一种趋势。
大湾区评论：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只是个偶然。但2024年他又回来了，而且赢得相当干脆。如何看美国民众再一次选择特朗普？美国人为什么会抛弃民主党？
郑永年：
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美国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民众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焦虑。而当时的民主党却无力解决。
美国人为什么会抛弃民主党？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民主党背离了自己的根基。民主党以前是坚定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和劳工是它的重要组织基础。但从克林顿时代开始，民主党当时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拥抱资本，实际上背弃了劳工利益。所以，当克林顿32年前提出“是经济问题，笨蛋！”的口号时，已经播下了民主党危机的种子了。背弃劳工后，民主党逐渐迷失了自身的代表群体，只能更多地代表妇女、少数族裔、外来移民、性别议题等边缘群体，也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人权政治那一套。它实际上放弃了劳工阶层。
克林顿夫妇（图源：华尔街日报）
美国人为什么要再次选择特朗普？这是因为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发生了结构性扩大。特朗普的胜利建立在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基础上，但与2020年相比，他赢得了更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对他们来说，阶级比种族或族裔更重要。一个曾经靠“白人蓝领”起家的候选人，现在把非白人劳工阶层也拉了过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更荒唐的一点是，特朗普这样一个商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劳工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劳工的声音长期被忽视了。副总统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可以说是对这种声音的重新发现。民主党跑去搞身份政治、文化战争，而真正关心“面包问题”的选民发现，共和党那边的特朗普尽管是个亿万富翁，但至少在谈他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一人。每当事件发生，人们总习惯寻找一个“靶子”，而特朗普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现在西方精英都在骂特朗普，仿佛是他一个人搞垮了美国。我不觉得特朗普是一个“超人”，他只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并充分利用这个趋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特朗普的回归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失望已经到了相当程度。他们宁可选一个被精英们骂了四年的特朗普，也不愿意再忍受现状。特朗普政治现象的诞生，不仅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整个美国政治体制的信任危机。
美国正在从“天选”到“普通”
大湾区评论：
“昭昭天命”曾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基础。今天的美国还有这个信念吗？
郑永年：
“昭昭天命”是时代决定的。美国的制度设计之所以能如此推进，关键在于前面讨论过的，其历史包袱较轻。若背负沉重历史包袱，许多理想化的设计便难以落地——既有利益的牵绊与制度惯性的制约，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阻碍。
“昭昭天命”背后，是美国在19世纪到二战以后持续扩张的过程。19世纪的门罗主义、向西扩张，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国际事务，二战以后主导国际秩序，美国一直在扩张。二战后主导全球秩序，美国的扩张从未停歇。二战后，其扩张形式虽由领土征服转向经济渗透、制度输出与空间拓展，但本质未变。
如果用我们眼下流行的“内卷”这个词来理解，19世纪的美国不会感到任何“内卷”，因为空间实在太大了。西部大开发为个体提供了充足发展空间。那个时代的主权概念也不像现在这么强，领土可以买卖，比如阿拉斯加就是买来的。今天看不可想象，但当时美国确实处在一个空间无限扩展的时代。
美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显著。只有两个周边国家，并且这两国高度依赖美国，东西两侧大洋构成天然屏障，至今未遭外敌直接入侵本土。相较之下，中国周边国家众多，俄罗斯曾通过控制周边区域维持影响力，而美国从未面临此类周边压力。
美国的空间观和中国不一样。中国也有天下观，但中国传统的“天下”，更多是基于已知范围的“小天下”。美国是大航行时代的产物，其“天下”则是整个地球，它的空间感是全球性的——认为世界任何角落都与自身相关。这种空间观，正是美国扩张主义与例外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特朗普现在讲要吞并格陵兰、加拿大，其实类似想法在历史上亦有讨论，只是未付诸实践。美国过去地理空间很大，二战后又和苏联进入外太空竞争。对美国人来说，空间一直是无限的。今天马斯克要去火星，也是延续了这种想象力。
但美国现在开始显现“内卷”迹象。19世纪以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家，几乎没有国家能和它竞争。但现在中国等国家崛起，国际竞争越来越强。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新空间了。现在美国大量资本被人工智能吸引进去，如果还有其他投资空间，不可能几个大模型、几家大厂就吸走那么多资本。这也说明今天的美国也有内卷的一面。
所以，“昭昭天命”这个信念今天还在吗？我认为形式上还在，但基础已经松动了。特朗普要吞并格陵兰、加拿大，恰恰说明美国意识到自己的空间在收缩——它想用19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但问题是，今天的国际法、主权观念、地缘政治格局，已经不是19世纪那个领土可以随便买卖的时代了。美国可以嚷嚷，但真要做起来，难度也是极大。即使美国仍然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国”，但“天选”所依赖的那个无限扩张的世界，也已经不在了。
1803年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标志着年轻的美国领土的第一次重大扩张（图源：BBC）
既要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也不可轻视美国
大湾区评论：
美国从“天选”到“普通”，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崛起。很多国家用“G2”的视角看中美关系。美国心态上的变化，是否会导向“修昔底德陷阱”？
郑永年：
首先需要澄清，“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两个大国陷入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美国的认知模式中确实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这与其宗教文明背景密切相关。神教传统容易将世界划分为“天使”与“恶魔”的二元对立，反映在政治层面便是“朋友”与“敌人”的清晰划分，这构成了美国认知结构中的深层特征。
但“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发生，不取决于美国一方，也取决于中国。如果不将自己变成美国定义中的“敌人”，不主动进入这种对立框架——只要保持规避的意识与行动，就仍有转圜的空间。
苏联解体后，美国需要一个明确的对手或假想敌。无论真实与否，它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中国，试图塑造新的竞争对象。但中国与苏联本质不同，中美之间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
正因如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要有意识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方面要承认历史上大国间冲突频发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不能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必然。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国；世界更辽阔，更能包容中美共同发展。尤其是在核武器时代，中美均为核大国——除非人类放弃理性、选择共同毁灭，否则这种自我约束的理性仍会发挥作用。
大湾区评论：
美国和世界应该如何重新认知这样一个“变化中的美国”？
郑永年：
美国人首先要调整心态，而且要做根本调整。
美国现在的心态和晚清中国有点像。晚清在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打败之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总觉得英国人是野蛮人。直到1894年被日本打败以后，才开始深刻反思。美国现在也需要这样的心态调整，美国精英现在很失落，也需要反思。它要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选国家”，而是一个“普通国家”（normal state）。
再者，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也要改变。以前美国被看作灯塔，民主的灯塔、资本主义的灯塔、经济发展的灯塔。以后我们也要把它看作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会犯错误，会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发展中经历起起伏伏。美国过去250年里持续上升，是特殊历史阶段，不可能永远如此。
实际上，美国本身也早就开始“美国衰落”的讨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化。特朗普的团队也是现实主义者，根据美国实力的变化在调整对华政策和美国总体外交政策。这是不得不的，也是必然的。
但人们也不要低估美国，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无论从经济、技术、军事还是其他方面看。从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不完全是衰落，更多是在转型的进程中。在国际关系里，如果轻视美国，认为美国已经不行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整理 | 冯箫凝 王希圣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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